基層掛職期間，我讀完了《毛澤東文集》，其中感受最深、啟發最大的，便是這篇《尋烏調查》。報告長達8萬多字，五章39節，通過整理加工大量訪談記錄，以具體事實和統計數字，借用富有特色的“江西土語”，詳細考察分析了這個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縣城的地理、政治、交通、商業、階級等情況，對于開辟“農村包圍城市”革命道路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，是我們黨開展調查研究的經典之作。

讀完《尋烏調查》，并結合自身基層掛職實踐，我對“實事求是”有了更加深切的體悟，認識到“實事求是”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態度。

 戴 旻（右一）

一、“實事求是”的前提是掌握翔實數據

工作中每多走一步、多看一眼、多問一句、多想一層，所得到的收獲都會大為不同。只有對情況掌握得越真實、越準確，才能更好進行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的綜合分析，將零散的材料系統化、粗淺的認識深刻化、表象的結論規律化，從而為正確決策和有效執行提供有力支撐。

毛主席在開展尋烏調查時，特別注重開調查會，并從人員和內容兩方面入手把控會議質量。在參會人員上，有當地中下級干部、熟知尋烏商業興衰的老店主、窮秀才、破產的商會會長、在知縣衙門管錢糧已經失業的小官吏等，共11人，他們來自全縣各階層、各年齡層，具有廣泛代表性。在會議內容上，每次都親列調查綱目，既有大綱，也有細目，細目之下再列出討論式的具體問題，其中特別詳細調查手工業和商業狀況，詢問了解雜貨店、裁縫店、鐘表店、屠坊等20個行業所經營的貨物品種、生產數量、銷售價格等情況。

除開調查會外，他還主動深入各行各業，實地走訪調研了5家鹽店、17家雜貨店、1家油行、1家豆行、10家酒店、7家水貨店、7家藥店、2家黃煙店、16家裁縫鋪、10家旅店、8家理發店、7家首飾店，以及圩場、會道門、神、壇、社、廟、寺、觀、祖宗祠堂等，每到一處，都詳細詢問人員數量、比例、發展現狀、斗爭表現等情況。

正是通過全面翔實的調研，使毛主席掌握了大量的、豐富的、真實的第一手資料，并相互印證補充，為之后紅軍制定正確的土地政策和商業政策提供了客觀可靠依據。

我在基層鍛煉的第一年是在宿州市蕭縣白土鎮歐盤村，掛任村黨總支書記助理。到村后第一件事，便是熟悉村內大小道路，逐戶走訪村民群眾，詳細詢問村民家庭構成、經濟來源、土地收成、日常娛樂、生活困難、發展建議等情況。通過近半年實地調研，我了解了該村的地理情況：地處交通樞紐，距縣城12公里、鎮區4公里，離連霍、合徐高速均不到1公里，301省道橫穿而過，與徐州銅山貫山而通，交通十分便利。人口情況：全村戶籍人口1157戶、3895人，王、姜為大姓。人口流失較嚴重，常住人口僅約占45%，其中，未成年人743人、60周歲以上老人764人，占去4/5，“386199”特征較明顯。耕種及收入情況：全村耕地3800畝、山地3500畝，有效人均3-4畝。除流轉外，耕地種小麥、玉米、大豆，山地為油菜、杏子、梨子、葛花，均一年一熟，前者每畝收益約800元，后者約400元。務工及收入情況：要么“離土離鄉”，去外地主要是徐州打工，從事二三產，月收入約7000元；要么“離土不離鄉”，進本地工廠務工，月收入約5000元。產業情況：村集體經濟年收入約170萬元，其中，一產約140萬元，三產約30萬元，二產基本為零。就一產而言，主要載體為430畝的村集體農業產業園，除常規種植草莓、葡萄，養殖鱸魚、草魚、甲魚外，還專門投資養殖“長江三鮮”之一的鰣魚，為皖北首家，若順利出欄，收益可達300余萬元。

因為親自掌握了該村大量翔實數據，并解剖分析，才得以對周邊其他村乃至全鎮的情況都有大概了解，為自己深入思考“三農”問題以及第二年到鎮工作打下了關鍵基礎。

二、“實事求是”的關鍵是善抓主要矛盾

工作中如果不能抓住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就往往容易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、領導意志脫離群眾愿望，所展開的工作要么面面俱到、蜻蜓點水，要么東鱗西爪、支離破碎，對察實情、做決策、真落實作用有限。

毛主席在開展尋烏調查時，便很好地抓住了主要矛盾。首先體現在調查地點的選擇上。尋烏，地處閩粵贛三省交界，交通方便、商業繁榮、經濟形態多樣、土地關系復雜，為客家人聚居地，其政治經濟狀況及風俗習慣等代表了贛南、閩西、粵北一大片區域的情況，搞清楚了它的情況，也就基本上搞清楚了這片區域幾十個縣的大體情況，而這些縣正是當時紅軍活動的主要區域。正是毛主席敏銳察覺到了尋烏“宛如微縮的中國城鄉社會”的特質，才成功找到了當時了解中國農村和小城市的絕佳樣本，為接下來的調研落下了關鍵棋眼。

其次體現在調查的側重上。尋烏調查規模大，從地理環境到政治區劃，從社會各階級狀況到政治經濟等，都有涉及，但始終圍繞兩個重點，一個是城市的商業經營，一個是農村舊的土地關系和土地斗爭。而這樣的選擇，正是基于當時紅軍斗爭局面的主要矛盾，即對于“富農與地主階級的區別何在”“廣大貧農和雇農對富農態度如何”“當地工商業者具體情況如何”等問題的認識還不夠成熟科學。由于毛主席正確抓住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主要矛盾，才使得尋烏調查更有針對性，為搞清楚當時富農、工商業、商業資產階級以及城市貧民現狀，進而指明革命斗爭重點提供了重要戰略參考。

我在基層鍛煉的第二年是在白土鎮，掛職黨委副書記，人居環境整治是我分管的領域之一。剛接手這項工作時，所面臨的局面是：環境狀況上，無論是鎮區主干道還是村內小道溝壑，垃圾亂堆亂放、秸稈沉積棄留、池塘贓物漂浮、廣告牌雜亂無序較嚴重；人居意識上，群眾衛生意識、公共意識較薄弱，隨手扔、隨口吐常見，有的甚至連自家門前屋后也不愿打掃；工作力量上，只有一位負責平時督促的副鎮長。對此，我認為，要使這項工作起成效，就必須用雷霆手段開展集中攻堅，先起一個大的變化，之后再逐步鞏固提高。

為此，專門從全鎮抽選得力人員組建環境整治辦公室，統籌調配人力資源，劃分工作小組，每天不間斷對各村進行巡邏、檢查、督促整改。同時，以制度為抓手，專門制定《白土鎮人居環境整治攻堅方案》，規范“日常督查、按月考核、季度評比”的監督方式，將責任壓實到每名包村班子成員、每名村“兩委”委員、每名村網格員，督促干部帶頭干、號召群眾跟著干，以治理垃圾、污水、廁所為重點，從鎮域主干道向村內縱深推進，橫到邊、縱到底，全面整治村容村貌。攻堅戰持續了三個月，共清理各類垃圾380多噸、坑塘61處，清理亂搭亂建16戶、廢舊廣告牌387個，短時間內使全鎮人居環境大為改善。在取得顯著成效后，則以宣傳群眾、放手群眾為主，特別是針對中小學校，將環境清理同勞動課程結合起來，廣泛發動學生，既搞了清理，又實踐了課程，更在此過程中引導學生從小樹立公共集體意識。共入戶宣傳4680余次、發動群眾2445人次，為形成“人人參與環境整治、人人都是良好環境”的工作局面注入持久因子。

三、“實事求是”的目的是解決現實問題

問題意識是做好工作的起點，只有以解決問題為目的，確定明確的具體的問題和目標，才能更好地發現問題、正視問題，從而真正把情況摸清、把癥結找準、把對策提實、把要求落實。

毛主席開展尋烏調查，其目的正如自己所言：“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，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，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。”正是他以明確的問題意識開展調研，才能詳細了解到城市商業的經營狀況、人員構成、內部關系情況，地租剝削、高利剝削、稅捐剝削等三類23種形式的剝削手段及對貧民的傷害情況，尋烏縣革命委員會對土地、山林、池塘、房屋的分配，以及農村的廢債、土地稅、婦女問題等情況。也正是在尋烏調查后，提出了“依靠貧農、雇農，聯合中農，限制富農，消滅地主階級，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”“土地分配不僅要‘抽多補少’，更要‘抽肥補瘦’”的土地革命政策；明確了在城市的依靠力量、爭取對象、革命對象，提出了“小商人、手工業者，他們一般能夠參加革命和擁護革命，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，是革命的動力之一，必須爭取和保護”“取消苛捐雜稅，保護商人貿易。在革命時期用累進法，請大商人捐款供給軍需，但不準派到資本在二千元以下的小商人身上”的城市商業政策，科學解決了當時紅軍不熟悉城市、不了解地主富農、革命路線“左”化的現實問題。

國土和住建也是由我分管。做好該工作，特別是在農村地區，尤其要以問題為導向，以實質性解決問題為目的，不然極易激發矛盾、擴大沖突。印象最為深刻的，是去年底辦理的一起違規占用耕地搭建鐵皮房案。當事人是位年近八旬老漢，老伴離世，兒子重病在治，兒媳改嫁，孫子常年外出打工，原有房屋分給了女兒女婿但不被接受同居，便在自己菜地里辟了一塊地蓋了這鐵皮屋，獨居在里面。按照耕地保護要求，鐵皮屋必須拆除，所占地塊必須恢復為耕地。根據規定，由鎮政府責令其十五日內自行拆除，若逾期不拆除，則將情況形成卷宗送至法院，由法院裁定強制執行。如果機械按規定執行，急于解決“占地亂建”這個獨立問題的話，就完全忽視了實際特殊情況，容易造成矛盾沖突，且正值寒冬，老人短時間內難以安置。對此，我提出，可讓老人出具一份承諾書，承諾過完年、熬過冬天后，即自行拆除，其間，可由鎮政府出面，做其女兒女婿思想工作，容留老人共同居住，并協調養老院等資源，多方面解決善后問題。我將該建議提請鎮黨委會討論，經過研究，同意按此方案執行。最終順利拆除了違建鐵皮房，恢復了耕地，更讓老人得到了妥善安置（同女兒女婿居住），在解決耕地保護問題的同時，真正解決了民生問題。

以上便是我結合基層掛職鍛煉實際閱讀《尋烏調查》的感受。雖然95年過去，《尋烏調查》中涉及的具體內容早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，但貫穿其中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永遠值得我們學習，并應成為開展工作的基本態度，只有這樣，才能更好地指導我們去關注社會、關注群眾、關注實踐，更加深入地為人民服務。

（省人大常委會監察和司法工委司法監督處   戴旻）